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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梁文道：耻辱\现实（二十五年之後的耻辱与和解）｜2014年纪念六四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梁文道 Matters 20210605
耻辱
二十五年过去了，政府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地，我们也把耻辱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二之一 / 本文发於2014年6月8日）
我只见过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来的一样，温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他对柴玲的态度。当初大家传闻柴玲贪生怕死，早早逃离广场；王丹以亲身经历为证，愤怒地替她辩护。後来柴玲说自己原谅了杀人的军队，以及李鹏和邓小平；王丹也只不过说她这番话「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议；王丹则说他尊重柴玲的立场，「我想，她选择公开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内心吧」。或许就因为王丹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於是他愿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来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乱的言语，而不只是把她当成一个与己无关的公众人物。对他而言，问题可能是当一个曾经与你共患难的故人，渐渐变得你不认识甚至不认同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此中的矛盾，又该怎样面对你俩的关系。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六四抛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把六四看成一个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时我又惊讶地发现有那麽多认识的人竟然在这最基础的是非判断上头和自己相差得那麽远；我该怎麽办？又能够怎麽办呢？
比这个问题还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个中国人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查建英在〈国家的敌人〉那篇着名的文章里头写道：「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着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後，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麽，然後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像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耻辱，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们就生活在耻辱之中。你所反对的，不只没有消散，反而大获全胜，它强大到了一个你连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现实，甚至成为你呼吸的空气；而你却不能说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的《弄潮儿》还有一篇〈北大！北大！〉，里头说了陈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场关於京城的文化研讨会里，他谈到六四那天一个逃命的男人，谈到这名男子在当天黎明所听见的北京的声音，然後「会场死一般寂静，讲完後片刻，一切彷佛停止了呼吸。忽然间掌声四起，经久不息。会议主办者数度试图说话，但听众们，主要是学生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员们，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来一个杂志编辑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们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结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简单的「装」，每当见人用这样的字眼去形容陈丹青，我都觉得十分突兀。因为陈丹青是我会非常骄傲地去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种人，因为他有罕见的真诚。但他们如此评价陈丹青，我又一点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开场合说过这类真诚的实话（例如在文化部部长面前谈论政府如何毁灭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评他「做秀」，彷佛只有行礼如仪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装」。不要说他，即使胆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园演讲谈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责「做秀」。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陈丹青告诉查建英：「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我说的话，我想他们是不喜欢他们自己，不喜欢使他们『不能』说出我所说的话的那个环境。」「其实我们都很可怜，大家都得吃这碗饭。」然而，一个人很难长期地不喜欢自己，二十五年并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一个人必须学懂与自己「和解」。前几年，戴晴倡议「和解」，呼吁政府与民间一起放下；是一时热话。我一直关心的却是，这麽多年过去了，大家都是怎样与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够一直忍受屈辱；与我们平常駡人駡得那麽容易的情况相反，很少人能够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没良心」；大部份人都会试图调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让良知迁就现实，另一方面则换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使矛盾缩窄，使良心妥当。经过一番内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陈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装」。
每个人都「和解」了，但每个人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曾经站在广场上的人，今天真的选择相信自己当年是「被人误导」。有些曾经在运动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发现慷慨激昂原来才是悲剧的原因。有些曾经誓言永不忘记的人，今天明白了历史长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观放下。有些曾经在声明上头联署的人，今天了解到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经渴盼变革的速来，今天踏实地知晓了一切都得慢慢来的真理。
在这样的一大群人看来，陈丹青那番话虽然赢得了学生掌声，但究竟不过是年轻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闹剧演员当众大谈黄色笑话一样，是廉价的逾越，廉价的表演。他们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谈，但「现实」远比你们这群孩子所知的复杂，所以他们才不愿意轻易开口。他们更可能会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比起你陈丹青的轻率，我们现在默默干的才是脚踏实地的工夫。
对了，绝大部份学懂与耻辱「和解」的人其实都不会轻易否定六四，也不会认为屠杀是对的（即便他们之中有人又相信这是政府的无奈举措）。只是比起公开悼念或者声讨，他们认为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细水长流的工夫；还有些更要紧的东西必须顾虑，一些非常现实的情况。於是我们都学懂了接受耻辱。例如我，就在另一个场合里头遇过学生站起来问我关於六四的事情，一时全场譁然。我对他说，我怕你们学校会被追究，我怕这个论坛以後会办不下去，我怕你会被人记住名字惹上麻烦。所以我建议活动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这麽过去了，邀我来的朋友们抹了一把冷汗，事後夸我应对得体，救了他们一把，的确这些朋友都是认真的学者，而且开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学生，还常常在最大限度内秉笔直言，议论国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汉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经羞辱了自己，整个晚上无法入睡。二十五年过去了，政府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地，我们也把耻辱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现实
活在这个我们被迫闭嘴与失忆的耻辱现实之中，不去与现实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现实地保存自我，难道不是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吗？
（二之二 / 本文发布於2014年6月15日）
那些幸存下来，并且要学会和耻辱共存的人，都是些什麽样的人呢？中大学长林亦子经历过六四屠杀现场，在他的〈北京纪行〉（收录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里头，有这麽一段见证：
「在X大学附近一个饭店门口兜乘一辆三轮板车，每人四十元去火车站，如果能报销的话还得四十五。师傅说所有汽车都不走了，而且长安街被封锁了。去北京站必须经过长安街，师傅说他熟悉小胡同绕过去。师傅一路问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们谈话，讲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话，不过他还讲了昨晚的亲身经历。……最激烈的战斗在建国门桥，……有几十个老百姓向军车冲去，军人向他们扫射，他们倒下了。接着又有一批向前冲去，又被射倒了。……他说死去的有几百人」。
重点在林亦子对师傅那段描述的感想：「师傅跟我们说这些语气并不愤怒，就像小时候大人讲战争故事那样。这时才知道我以前只不过是将那些战争故事当成神话来读，当神话变成现实的时候，我是多麽惊慌，我要逃离现实，使之重新成为神话。然而，师傅讲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他无法逃避，或许没有想到逃避，他讲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杀以後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会像我那样惊慌，他不会像我一样回到自己的地方寻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三轮车夫，一个小公务员，一个白领，一个主妇，一个清洁工人，以及所有见证过那年六月的北京市民和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不能惊慌，日子还是得照样的过。他们无处可逃，因为那是他们的地方。甚至就在六月四日的上午，他们还要出来工作，甚至还要记得和客人讲价。历史，对他们而言，只能变成神话般的传说，犹如嘉定三屠，犹如扬州十日；昨夜已是前朝。因为这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否则，你该如何面对这个每逢六四，「今天」二字都要在网络上消失的奇诡现实呢？
我从不敢轻易判断这些沉默的幸存者，正如我从来不敢接受内地朋友对我们的夸赞──「你们香港人真了不起，真是勇敢，每年这时候都还记得站出来」。因为我永远不能彻底体会他们的处境，因为没有经过考验的勇气算不上是真正的勇气；而他们的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验，并且已经持续了二十五年。
所以当大家都在斥责柴玲那些梦呓般的公开信时，我还能尽量试着去同情地理解她的心理，因为她也有她的现实。自从八九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人预测这个政权快要倒了，推测它快将面临那命中注定的危机，另外又有一些朋友，则总是先知似地宣告，这一届政府「会有大动作」，六四就快要平反了，政改就快要启动了，你们等着瞧吧。然而，这一切就像是那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最後审判，一直都只是个预言而已。这一生都不可能离得开「六四」二字的柴玲，她会如何面对这个现实？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呢？就和其他还想活下去的人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她「和解」的方法。那就是皈信基督，然後把她所理解的教义当成一种困境的解脱：我真拿你没办法，但我原谅你；我不能逼你认错，但我还是会像耶稣一样叹一声：「父呀，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多麽可笑，又多麽悲凉。
不忍苛求，不表示不知是非；同情理解，也不表示被同情的人就自然正确。这世上始终有许多人无法勉强自己与现实和解，例如我非常尊敬的刘苏里。
在「进一步」出版社的《六四小渡海》里头，我很高兴地发现有人还记得「中国魂」那幅白幡，为它专门撰写词条解释。这面为了悼念胡耀邦而树起的挽帐，就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头，是当时整个广场的视觉核心。而刘苏里，则是出资制作这块旗帜的推手之一，也是当局後来急欲搜捕的「要犯」。不过，在我刚认识他的头两年，我还不知道他的这些过去，只晓得他是我去北京就一定得报到的「万圣书园」的老板，晓得他是很多年轻活跃份子心中的前辈秒「老大」；尽管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常常坐在书店的咖啡厅里抽菸聊天，月旦时事，但我绝少听他主动提起那几年的经历。那是因为他也接受了沉默的羞辱吗？不，在我看来，那是由於他太过严肃，二十五年以来从未停止思考那件事的一切涵义，不到清楚无误的时候绝不轻率开口。他在这件事上的寡言，和一般人的沉默不同；相交一深，就知他的刚直，以及认真。
此外，还有可能，他只是不想别人太过简单地把他当做英雄好汉；虽然我认为他是。那天之後，他和陈小平、吴仁华等几个朋友出亡北京，南下温州，本有机会搭上「黄雀」快船出境。可是六月十日，他和陈小平居然却在温州坐上了回头的汽车，主动跑到公安局「投案」，好和共产党在法庭再斗，来个光明正大的对决。二十二年之後，他的老友吴仁华还记得六四那天凌晨：「第27集团军数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官兵冲上纪念碑基座。当时，苏里握住我的手平静地说：『几十年了，我们终於轰轰烈烈地与共产党干了一场，今天哥俩就是死在这里也值了』。」好在他没有死；可共产党也不会和他在法庭上拿良心和道理来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相反地，他们迅速直接地把他丢进秦城了事。
後来的刘苏里，我的另一个朋友许知远曾在文章里将他形容为坚持理想，但又因为现实而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的「法国式文人」。处身於这种「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的「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许知远认为刘苏里「唯一的补偿就变成了不停的谈论与猜测，你持有的理念难免变得越来越抽象，同时它也越来越缺乏内在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事变化的附庸」。
我不太同意许知远的观察，他可能还不够熟悉刘苏里，看不见他正在做的事情，也看不见他这家书店以及「不停的谈论」所起到的效果。但我并不打算和他争辩刘苏里这类文人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可以起到什麽实际作用；我关心的恰恰是在那表面上看既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又「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的情形底下，一个不能忍受现实之屈辱的人，他怎样勇迈而又珍重地保存住了自己。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讲，即使是浦志强这种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捕的勇者，也算是个实际上失去了影响力的人。因为他的名字终将敏感，或者还会被公众残酷地淡忘；而他们几个人办的那场六四研讨会，全中国则根本没有多少人听过。然而，活在这个我们被迫闭嘴与失忆的耻辱现实之中，不去与现实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现实地保存自我，难道不是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吗？我认同许知远所说的文人「困境」，可在人人要设法与现实和解的年代，这种困境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因为你不愿和解，至少不能和解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