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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章开沅
我一回到华师（华中师范大学），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年纪不是很大，他还与我们一起到东湖游泳，显得有点“敌我不分”。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来是晒粮食用的。为了把篾席竖起来，先要把书柜摆好，作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报是写在白纸上，更多的写在旧报纸上，旧报纸有点供不应求。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玉渊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的女儿，带着点心，买了玩具，还把过去借我的钱也还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情，但是第二天，在历史系召开的会议上，他抛出一张大字报，一下向我提了十个问题，我才知道，他昨天的举动，是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或者说是“先礼后兵”。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
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模仿毛泽东批注胡风往来信件的样子，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备司令部，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我已经被关进了“牛棚”，不过换一个地方罢了。问题是，警备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为某个造反派说谁是现行反革命，就把谁关进去。
相对地讲，批判我的还是正经事多一点。有很多大字报就显得五花八门、无事生非了。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身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来，找机会把自己的《昼梦录》、《下乡日记》、《上山日记》、郑君里和田汉等“黑帮”写给我的信件、林则徐写给我十二世祖的条幅和对联等等，一股脑都烧了。烧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卧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东西的，但为时已晚，只剩下《张謇传稿》的书稿了。要是我头脑清醒一点，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该多好！
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剑整理
来源：章开沅口述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