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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庐山会议实录 作者: 李锐
这是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情。这里还可以插叙这样一件事。周恩来对钢铁生产的情况是一直不放心的，怀疑指标是否真落实了。上庐山之前的5月19日，他派陆定一和他的秘书许明并一位专家，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一路实地考察。
陆定一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刊《光明日报》1979年3月6日）文中回忆道：“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在这些地方，我们亲眼看见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铁要焦炭，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已经弃置不用。开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
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计算生产数字。我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和市委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不敢见我们。他们派了一个人向我们说大话，说1962年上海要年产1000万吨钢。我们一计算，单是为了运输煤炭、矿石和生铁，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了。”回到北京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只是仔细倾听我的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也没有批评我思想右倾”。
陆定一曾同我在一个组，他较少发言，只记得大家批判我时，他只有一句较重的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概这也是迫于不得已说的。在文章中，陆定一还谈到，从北京去庐山的火车上，他同彭德怀谈话时，也把对总理的话对彭说了。于是在山上也有人说他右倾。
26日这天，传达了毛泽东新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印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会议就进一步升级加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了；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了；而且还是“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问题了。
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说大跃进是靠热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还谈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如果不能节约粮食，小食堂就比大食堂好。农民私有制惯啦，分散消费，还能节省一些。”又谈到手工业问题，去年挤掉了一些，很多升了级，一升级国家背上了包袱。“没有私有制不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也是个经济核算制。”
25日，他在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首先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
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朱德同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但还是很尊重彭德怀的，总怕过分伤了老朋友的心。
这时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检讨。谈到彭德怀的信时，作这样一些表态：开始只当做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听到主席讲话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信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开初只觉得有些提法、词句不当，但精神是好的，没有意识到这是根本方向问题等等。原来发言基本同意彭德怀的信的精神的人，当然更要作较明确的表态。
要说彭德怀这次是有准备、有组织地反党、反毛泽东的活动，这个弯是不容易转的。
谭震林在第五组，26日黄克诚检讨之后，他接着发言。说主席讲话之后，他思想沉重。自己重犯“一触即跳”的老毛病。他认为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作过的检讨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其次谈到去年农村工作确实有一个大错误，就是估产偏高，又没有抓好过日子问题。相反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
“这个错误我应该负责任，要批判，要处分，应该由我承担。”随即说，认识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可不可以将“功”折“罪”呢？或者说“戴罪立功”呢？最后谈到，心头还有点火气，并非检讨不诚恳，就是因为彭德怀的那封信。
“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