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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徐賁 - 紅潮往事: 告別「黨人革命」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徐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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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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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6 |
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曾經設計過一個“小世界試驗”,也就是如今大家所熟悉的“六度分離”。六度分離是說,在地球上,任意兩個人之間想要找到聯繫,中間只需要通過四、五個人,最多不超過六個,就可以達成。六度分離說明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弱紐帶”,通過弱紐帶,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接近。在現實生活中,弱紐帶能發揮非常強大的作用,許多人在找工作時會體會到這種弱紐帶的效果。在閱讀中,弱紐帶的作用更是微妙,它能在從未謀面的人們之間,形成一種類似熟人的關係,使得閱讀陌生者也彷彿像是在回憶熟人往事。
我以前曾經翻閱過哈若德·易薩克(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叫伊羅生)1938年出版的名著《中國革命的悲劇》,也讀過他1980年重返中國后寫的《重訪中國見聞錄》（Re-Encounters in China）。我雖然熟悉這兩本書的題材,但卻未必對作者有什麼相熟感。不久前,我和伊羅生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一起主持一門希臘思想課,常常有機會和她談起革命年代里那些“在帝國主義上海的激進外國人”,這才漸漸覺得彷彿與那些曾經在中國紅潮中搏浪的外國人熟悉起來。
我的同事名叫蘇珊.魏斯曼（Susan Weissman）,是我們學校的政治系教授,她的朋友名叫阿歷克亞.布切曼(Alex Buchman),1933年至1939年在上海當記者。布切曼和伊羅生曾是朋友,而他們兩人都是由國際共運的著名人物各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是李福仁)在三十年代爭取到托洛茨基派政治活動中去的。
李福仁當時雖然只有三十多歲,卻遠比布切曼和伊羅生在政治上成熟。他在一次大戰結束前在歐洲當過兵,回到南非后,參加了共產黨。當共產運動發生了斯大林派和托派分裂時,李福仁站在托派這一邊,1928年被開除出南非共產黨，1930年來到中國。李福仁是一個非常沉穩實在的人,他對伊羅生和布切曼的影響很大。
一、印刷機的故事
布切曼在上海當記者時，為好些報紙和新聞機構工作,其中有英文的中國新聞社、哈瓦斯通訊社(也就是今天的法新社)、塔斯社和中資的跨太平洋新聞社。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和李福仁、伊羅生、還有王凡西和楊其昌等中國革命者一起從事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活動。布切曼和王凡西之間的友誼從三十年代一直維持到兩人同一年去世。布切曼喜歡談起他在上海的一件事。1935年中國的托派建立了一個印刷所,出版兩個月刊,並出版一些國際反對組織的著作。當時他們經濟情況十分困窘,沒有錢買印刷機,印刷所的幾個人就利用一個很原始的木框來植鉛字,印刷效果竟然相當不錯。可是後來,印刷所的一名工人同志叛變,偷走了印刷機。為了奪回這部印刷機,李福仁和布切曼裝扮成公共租界的警官,另外兩名中國同志則裝扮成暗探,一起衝進叛變者家中,奪回了印刷機。這件事在王凡西的回憶錄中有記載,但卻漏掉了參与者布切曼。1944年11月24日王凡西給布切曼去信,向他更正了這個失誤。
魏斯曼教授讓我看過這封信的影印件，信中說：“襲擊叛徒的事, 伊羅生在報紙上有報道,你可以在我的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版，第176頁)看到有關敘述。就我所能回憶,‘警官’是弗蘭克(李福仁),而‘暗探’則是陳其昌和Jiang Zhen-tung[原文，引者注]。前幾天,在翻譯伊羅生報道的時候,我隱約記起,當時應該是兩個‘巡警’,其中一個是你。是這樣嗎?請回憶並告知。伊羅生顯然是從李福仁的信中得知襲擊事件的,因為事情發生時,伊羅生離開中國已經有二、三個月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伊羅生,但我參与了這個事件。我們一起計劃,雖然我並沒有參加行動。我記得我一直焦急地在等行動結果的消息(在李福仁的公寓里?),也就是那天晚上或稍後,李福仁說你也在場。”
印刷機的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1936年魯迅去世前不久,發表過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信中說,“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紙,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嗎?”有的左派以此為根據，說托派拿日本人的錢。魯迅信中說的就是這部土製印刷機印出的刊物。參与襲擊叛徒，並被誣為漢奸的陳其昌因為從事抗日活動，1942年被日本憲兵捕去，嚴刑后犧牲。
布切曼、伊羅生和李福仁一直以為這篇文章是魯迅親自寫的,一直到英國里茲大學本頓教授(Gregor Benton）於1994年6月在《東亞歷史》第7期上發表了《魯迅、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一文後,布切曼才知道,這篇文章是魯迅在病重時,由馮雪峰所擬稿的。
二、魯迅為伊羅生餞行
伊羅生和1930年代的許多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有很好的私交，他們包括魯迅、茅盾、丁玲，等等。 布切曼和伊羅生一樣,一直對魯迅抱有尊敬和好感。魯迅與托派的關係，一直是魯迅研究中的一個爭論問題。1980年伊羅生到中國訪問,見到了他三十年代在中國的老朋友,包括宋慶玲、茅盾、丁玲。由於他和魯迅相熟,一些國內的魯迅專家拜訪了他,向他求證當時的一些歷史細節。
伊羅生在談到這些訪問者時，這樣記敘道：“從他們那裡,我倒是反而聽說了一件我已經忘記了的事情。……居然把這事忘了,連我自己也覺得詫異。”伊羅生說的那個事就是他在1934年離開上海去北京之前,魯迅為他餞行送別。
對那些“激進的外國人”而言,30年代初的斯大林派和托派之間主要還是理論和政策的分歧。用伊羅生的話來說,還沒有劃開一道“血線”。像李福仁這樣公開的托派還能與像安格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這樣的斯大林派有共同的語言。當時的左派書店不僅出售馬克思的書,也還同時出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李福仁自己也曾經在上海的塔斯社任過職。有一陣史沫特萊害怕被國民黨特務行刺,輪流到她在法租界的公寓當義務保鏢的就是托派的李福仁和伊羅生。
1933以後托派被斯大林派的對立愈來愈嚴重,那是以後的事了。1933年11月，伊羅生在一篇紀念十月革命16周年的文章中，沒有提到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上海的左派大為不滿。一天開會時，伊羅生被要求重寫一篇文章贊場斯大林同志，他拒絕了,他和在上海的親斯大林左派的關係因此跌倒了冰點。隨後他又被給與一個到蘇聯學習，“認識錯誤”的機會，他有拒絕了。上海的左派更視他為托派敵人。這個時候魯迅能公開為伊羅生餞行,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伊羅生回憶30年代初與魯迅的交往，“不僅魯迅常到我們家來作客,我也常到他家去看望他。這種來往相當頻繁,所以我也就不特別記得那一次見面了。令我吃驚的是,我從魯迅的日記中得知,1934年3月25日,就在我們離開上海去北京的時候,魯迅特意為我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到場的有十個人,沒有名字。”伊羅生是事後才領悟魯迅送行的意義,“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當時……我已經停止和所有的共產黨朋友往來,他們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說斷絕了一切個人關係。然而,儘管魯迅當時很接近在上海的共產黨員,……但還是這樣禮遇於我。……這樣一個小小友誼行為其實有很重的政治和個人行為分量。”
伊羅生離開上海去北平，在那裡寫了一本關於1925年到1927年中國革命的書，這本書於1938年在英國出版,就是現在中國問題研究者幾乎無人不知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它的序就是托洛茨基自己寫的。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伊羅生就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他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後來經過不止一次修改，都是在美國出版的。在1951年新版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伊羅生去除了托洛茨基的原序。伊羅生後來在MIT當政治學教授，1980年回中國訪問。《中國革命的悲劇》的很多材料都是劉仁靜提供的。劉仁靜就躲在伊羅生在北平的公寓里。伊羅生是1986年去世的，第二年劉仁靜也去世了。
三、伊羅生的《重訪中國見聞錄》
1980年伊羅生到中國訪問,見到了30年代他在中國的一些熟人,其中包括茅盾、丁玲,還有宋慶齡,他的許多印象和感想都記在《重訪中國見聞錄》一書中。其中有一篇是談茅盾的。1980年,茅盾84歲,離伊羅生第一次在上海認識茅盾,相隔了48年。伊羅生回憶道,“我第一次在上海見到茅盾時,他是一個瘦削、寡言、機警的36歲青年。魯迅來看我們時,總是由他陪著,他給魯迅當翻譯。”茅盾的短篇小說《春蠶》和《秋收》的英譯本就是發表在伊羅生所編的《中國評論》上的。和魯迅不同,茅盾是個老黨員,所以一直“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把作家看成是為黨的事業服務的戰士。”
久別重逢,伊羅生和茅盾當然有許多舊事可敘。見面前,作家協會的人告訴伊羅生說茅盾聽力不好。但等伊羅生見到茅盾時,發現茅盾的聽力根本沒有問題,所以疑心他是不是一直在故意裝聾作啞。伊羅生問起茅盾他們在上海分別後的情況,茅盾“開始背誦他的政治簡歷,”從1921年參加革命一直說到1965年不再擔任文化部長。茅盾告訴伊羅生,文革時他沒有受到衝擊,也沒有被關進牛棚。“你有沒有寫作呢?”伊羅生問。茅盾說,“沒有。我覺得沒什麼好寫的。在四人幫時期沒有什麼好寫的。”茅盾告訴伊羅生,打倒四人幫以後,“作家們想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但反革命的作品是不允許的。”伊羅生問,“什麼是反革命作品呢?”茅盾答道,“我說的是反黨的作品,”繼而又解釋道,“反黨就是反社會主義。”伊羅生問,“那麼由誰決定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茅盾答道,“由群眾決定。”伊羅生問,“要是魯迅還活著,他會怎麼看呢?”茅盾答道,“魯迅是不會允許反革命、反黨作品的。”伊羅生問茅盾是否還在寫作,茅盾答道,“我在寫我的自傳,從青年時代寫到1949年。”伊羅生問,“1949年以後要不要寫呢?”茅盾說,“要是有時間,再寫1949年以後吧。”茅盾終於沒有能寫出他的自傳來,1981年4月5日,就在見伊羅生后的6個月,他就去世了。
除了與30年代左派故友的見面,伊羅生還記了這樣一件小事。伊羅生離開北京前,魯迅研究專家唐韜去看望他,帶了一本自己的文集。唐韜特意讓伊羅生看了文集里所附的一張照片。那是1933年肖伯納訪華時在宋慶齡上海寓所花園裡攝的。照片中從左到右是史沫特萊、肖伯納、宋慶齡、伊羅生、蔡元培、林語堂和魯迅七個人。伊羅生寫道,“我看著這張照片,心頭襲過一陣回憶和感慨。我記得這件事,雖然忘了這張照片。我真高興能有這個紀念。但這究竟代表怎樣的紀念,我在看到照片時並不知道。”
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伊羅生的記敘給人留下遐想,為什麼他不知道那照片代表的究竟是什麼記憶呢?原來還有后話。伊羅生和太太從北京到上海去，在飛機上,他太太打開了一包英文版《中國文學》的贈刊。就在流覽一本贈刊的時候,她突然盯著書頁,站了起來,把它遞給了伊羅生。這本《中國文學》中就有一張伊羅生才見過不久的肖伯納訪華紀念照片。同樣是宋慶齡寓所的花園,應該同樣是那幾個人,但唯獨伊羅生和林語堂從照片上消失掉了。伊羅生寫道,“我凝視著這張照片,覺到了它強烈而緩慢的衝擊。我重返中國的所見所聞使我覺得像是一次乘坐時間機器的旅程,跨過了整個的人生隔閡又回到了中國。……對於我從前的朋友而言,我確實早已經不存在了。”
到了上海,伊羅生去訪問魯迅紀念館時,居然在紀念館的牆上又一次見到了這張肖伯納訪華紀念照片。照片沒有經過特殊處理,上面還是七個人,不是五個人,但照片的說明卻是這麼寫的:“史沫特萊、肖伯納、宋慶齡、蔡元培、魯迅及他人”。上海魯迅博物館的人士為伊羅生複製了這張照片。在接到這張照片時,伊羅生問,是不是可以替他寫上照片里所有人的名字,而“不是‘及他人’。”所有在場的人一起發出一陣“會心的大笑”。
四、阮愛國就是胡志明
伊羅生和布切曼在30年代的上海時，認識了越南的胡志明。布切曼的公寓是托派外國人的一個庇護所。李福仁在他的公寓里免費住過一年。1930年代越南的胡志明在上海時,也在布切曼的公寓里藏過身。胡志明當時名叫“阮愛國”（Ngugen Ai Quoc)。胡志明躲避警方追捕,住在上海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所（YMCA）。當時負責保護胡志明的是伊羅生,除了給胡志明一些錢過日子,就是幫他偷偷逃亡到歐洲去。1933年中俄重建外交關係后不久,從蘇聯海參威來的貨船可以進入上海港了。伊羅生跟當時塔斯社的通訊員契爾諾夫聯繫,看能不能讓胡志明搭蘇聯貨船偷渡出去。契爾諾夫冷冰冰地表示不行,深怕因此危及剛剛建立起來的俄中貨易通道。伊羅生有對這件事的回憶,“契爾諾夫一定把我的提議看成是一樁‘左派幼稚病’,我則看到斯大林‘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政策和蘇聯利益優先於一切的一個例子。”
布切曼沒有參加共產黨，但他同情共產黨，更同情日本人統治下的中國人。布切曼在跨太平洋新聞社工作的時候,幫助他的朋友，《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記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編輯過一部手稿,這是一部紀錄日本軍在中國暴行的手稿。布切曼把手稿偷偷帶出中國,1938年在英國出版。這本書早在1938年就有了中文譯本。中文版的書名是《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楊明譯，1938年7月出版），那是在原著公開出版前，根據原稿副本翻譯的。根據這一中譯本進行轉譯的有兩種日文版本，一個是《外國人目睹之日軍暴行》，另一個是《所謂戰爭？日軍暴行錄》。田伯烈的書不僅僅披露了南京大屠殺事件，而且還記載了日本侵華戰爭初期在華北、華東各城市所犯下的暴行和日本空軍狂轟濫炸所造成的災害情況。
布切曼在上海拍拍攝了許多照片和一些紀錄片。他原本是想紀錄中國“工人受剝削”的情景,例如抗大包和拉車的苦力、紡織工廠里的女工、貧民窟的孩子、租界里的外國兵,還有三十年代的上海水災。但現在來看, 這些照片和紀錄片的意義遠不止如此。1939年，托洛茨基已經流亡到墨西哥的考約奧岡（Coyoacan）。上海已經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布切曼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李福仁說布切曼應該把他在上海六年裡所作的攝影紀錄拿給托洛茨基看,伊羅生為他寫了一封給托洛茨基的介紹信,他就到考約奧岡找托洛茨基去了。
五、布切曼為托洛茨基攝影
布切曼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他在考約奧岡為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朋友所留下的影像紀錄。這些是布切曼給托洛茨基當衛士時(1938年秋到1939年4月)所攝的。許多關於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都用了他的照片。考約奧岡的托洛茨基博物館、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學的托洛茨基收藏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俄國研究所、法國格勒諾布爾（Grenoble）大學的托洛茨基研究所、加拿大阿爾伯塔（Alberta）大學的烏克蘭研究中心都收藏了布切曼的照片和紀錄片。
布切曼是個工程師,他由伊羅生介紹到考約奧岡,主要是去改進托洛茨基住所的安全裝置的,也給他當衛士。從1939年到1940年,布切曼在考約奧岡有五個月時間,改建了安全裝置,照了幾百張照片,還拍了一部托洛茨基的生活電影。從布切曼攝象鏡頭裡看到的托洛茨基,完全是一個平和、慈愛的老人,養兔子、種菜、釣魚、挖仙人掌。當然還有一些與托洛茨基在一起的人。1940年的時候,托洛茨基隨時都可能被殺,他自己也很清楚。他非常努力地寫作,只要活一天,就要為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理想留下記錄。他被害時正在寫作斯大林評傳。在被害現場,他的血濺在了這部著作的稿紙上。
布切曼離開考約奧岡的時候,接替他的是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哈特接任后才一個月,托洛茨基的住所就出事了。墨西哥人西蓋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一個堅定的斯大林信徒)帶人襲擊了托洛茨基的住所,但這次的謀害行動並沒有成功。托洛茨基安然無恙,而哈特卻被捉住並殺害了。布切曼一直懷疑,西蓋羅的人能進入托洛茨基的住所,一定有內應。1992年前蘇聯秘密檔案公開后,這次襲擊的內情才真相大白。哈特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人員,西蓋羅帶人襲擊沒有成功,便將哈特殺了滅口。
布切曼非常精心地設計了托洛茨基住所的警衛裝置,但對托洛茨基的死他一直有內疚。天下最好的安全裝置也有一種人是不能防備的,那就是“朋友”。最後對托洛茨基下毒手的殺手叫莫卡多(Ramon Mercader)的“朋友”。布切曼曾經跟他在一起有整一天,總覺得他不對勁。莫卡多向布切曼炫耀他的別克轎車,又死活不肯讓布切曼給他照相。布切曼後來才明白莫卡多是怎麼一個人。
1995年,有一天布切曼打電話給魏斯曼教授,要她立刻到他家去。魏斯曼教授在布切曼那裡見到了西班牙一個很有名的紀錄片攝製組的人員,這個攝製組叫“行動中的零”(cero en conducta)。他們正準備攝製一部關於拉蒙.莫卡多的紀錄片。紀錄片採訪了布切曼和夏朗(Mark Sharon)。這部叫《襲擊天堂》(Asalta los Cielos)的紀錄片於1996年放映,獲得西班牙的“哥雅獎”和柏林電影節獎。
六、最後的日子
三十年代的上海托派朋友中，布切曼與之維持友誼一直到死的有李福仁和王凡西。布切曼也常常談起伊羅生，和他有來往。但布切曼不贊成伊羅生在後來得版本中刪除托洛茨基的原序。伊羅生去世后，布切曼和伊羅生的遺孀維歐娜（Viola）還有聯繫。但布切曼與李福仁和王凡西則是真正的“志同道合”關係。
布切曼和王凡西的通信有好幾百頁。王凡西的回憶錄在美國的宣傳和平裝本出版都是布切曼一手操辦的。布切曼還出資為王凡西準備出回憶錄的西班牙文譯本。西班牙文本是魏斯曼教授的丈夫Roberto Naduris開始翻譯的,她丈夫去世後由Patricia Vargas Cooper和一個助手繼續翻譯。王凡西和布切曼都是2003年去世的。王凡西比布切曼早去世僅僅一個星期。
魏斯曼教授在1986年認識布切曼的時候,李福仁已經住進了洛山磯的一家老人院。當時,布切曼幾乎每個下午都會去看李福仁。布切曼和李福仁生經常在一起收聽魏斯曼教授的節目。魏斯曼教授有時也陪布切曼去看望李福仁。她說，在老人院里,布切曼和李福仁一起閱讀《批評》、《西流》和別的左派刊物上的文章。看這兩位老人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和美國時政辯論的情景,看到他們惺惺相惜的樣子,她總是情不自禁地被感動。
對於布切曼和李福仁來說，托洛茨基有一種特殊的革命象徵魅力,就像切.格瓦那對一些現代青年人那樣。托洛茨基象徵的是那種還有思想和理想活力的革命，它的對立面就是敗死的革命。敗死的革命帶來腐敗的權力、專橫的政權和暴力的統治，也帶來紅潮消退後的頹廢、失望、迷茫和幻滅。
1987年魏斯曼教授和布切曼一起到墨西哥去參加一個托洛茨基來到墨西哥Tampico五十周年的國際會議。這是布切曼1939年離開考約奧岡后第一次回到墨西哥。魏斯曼教授把布切曼介紹給維克多.賽爾吉（Victor Serge, 1890-1947，俄國革命家）的兒子,俄裔墨籍藝術家弗拉底(Vlady Kibalchich)。弗拉底說,他父親和他都是“生活在托洛茨基慧星星尾上的人。”布切曼聽了弗拉底這話,熱淚盈眶,情不自禁地哭了。他和弗拉底父子是一樣的。在會上,他們碰到不少三十年代的老托洛茨基追隨者，如今幾乎都已經去世。2003年布切曼去世,托洛茨基的外孫 (Sieva Volkov)非常傷心,1933年他母親（Zinaida Volkova,托洛茨基的長女）在蘇聯自殺身亡時，他才7歲，托洛茨基的朋友把他帶到墨西哥由外祖父撫養。布切曼在他小時候照顧過他,還教他攝影。他說,布切曼的去世讓他失去了一個朋友，更失去了與外祖父之間最後還活著的聯繫。
七、革命和政治自由
伊羅生、李福仁、和布切曼都是在革命能夠讓人展現政治自由意識，雖然未必真正享有政治自由的時候投身到革命中去的，他們有的成為革命黨人，有的成為革命黨的同路人。但是他們卻沒有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個革命。當革命墮落為暴力機器和派別殘害工具時，他們幻滅了，但並沒有頹廢。伊羅生在《重訪中國見聞錄》提到,幻滅的不只是他們,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萊和艾德加·斯諾這樣長期支持革命的西方“紅色記者”。1980年10月15日,當時任《文藝報》主編的馮牧在見到伊羅生時對他說,“我們聽到很多關於你的事。我們也聽到關於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的不好的事情,都是負面的事情!”
永遠不會改變看法的人對改變看法的人有“負面”的看法,這並不奇怪。像馮牧這樣的人也許永遠不會明白,“紅色記者”們失望和鄙視的不是革命，而是畸型和敗壞的革命。阿倫特1966年在為《紐約書評》寫的關於《盧森堡傳》的書評中談到了她對革命的看法。阿倫特非常讚賞盧森堡夫人對革命的一些觀點。她指出,盧森堡夫人“擔心的不是失敗的革命,而是畸型的革命,”畸型的革命不僅是不成功的“革命”,而且更是敗壞革命本身聲譽,使人們對革命本身產生懷疑和反感的“革命”。是畸型的革命,而不是失敗的革命讓人們厭惡革命,並要求“告別革命”。
在革命問題上,盧森堡夫人的許多觀點都與堅持布爾什維克式革命的列寧不同。盧森堡夫人讚賞的是1905年俄國革命中工人議事會議的那種自發的共和精神,而寡頭政治化的黨組織不可能真正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也不可能推動全社會(包括工、農階級)嚮往的民主政治。奪取權力和把持權力是寡頭政治的唯一目標。盧森堡夫人認為,“好的(革命)組織產生於行動,而不是先於行動設立。”她指出,像波蘭社會民主黨就“先是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結合,後來才成為政黨。”
阿倫特對盧森堡所說的那種志同道合式的結合(peer group)特別感興趣,這種結合是平等或類似身份者因理念和價值而自願形成的共同行動形式(“五四”運動就是這樣一種共同行動,它的參加者就是這樣一種peer group,它並不是由“先進政黨”領導的黨人或黨民革命。)阿倫特認為盧森堡的革命觀具有了不起的預見性:“歷史事件不是都證明盧森堡是正確的嗎?蘇聯的歷史不正是證明了‘畸型革命’有多麼可怕嗎?盧森堡所預見的道德崩潰(當然她還不能預見列寧繼承者們所犯下的罪行)不是比……遭到失敗對革命事業造成遠為巨大的傷害嗎?”
阿倫特非常贊同盧森堡堅持革命共和理念以及廣泛的政治自由。她讚揚盧森堡“對革命抱有的首先是一種道德理念。”這種道德理念表現在“盧森堡始終熱情地介入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務,始終介入世界的命運。她參与歐洲政治,不是直接從工人階級利益出發,因此不能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接納,她的這種高於某一階級的思想在她要求法國和俄國(共產黨)堅持‘共和綱領’時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現出來。”革命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代替另一個階級專政,更不是以一個專制權力代替另一個專制權力。革命是要創造一個先前不存在的政治自由空間,讓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願地參与到公共事務中來。這才是革命“開始”和“締造”的真正意義所在。
讓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願地參与到公共事務中來,不僅如此，而且是熱切地，幾乎是身不由己地參与到公共事務中來，這就是盧森堡夫人心目中的革命。當革命之浪打來的時候，想置身事外都不可能。革命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暴力。正如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所說，當千千萬萬人聚集在一起，揮動旗幟齊聲吶喊的時候，那就可能是具有革命象徵性的時刻。2008年美國民主黨候選人預選中，奧巴馬的支持者在高呼“Change! Change!”的時侯，在他們把“變革”化為“社會運動”要求時,感受到的就是這樣一種革命的熱情。
在沒有政治選舉的地方，人們也會意外的在別的場合感受到類似的熱情。還是在上一次台灣大選的時候，安替在網上寫道，“我是比較早寫社論把超女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還覺得網友的這句話說得最得我心：‘這一輩子想選個總統恐怕是辦不到了，我就選一個喜歡的女娃子。’超女當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億中國人對民主的幻想。”
安替問道：“超女能讓這麽多人瘋狂，那超男 — 總統和議員大選呢？那會瘋狂到什麽地步？”安替說：“我在台灣感受到了這種瘋狂。台灣大選的時候，那種掃街、拜票、站台、遊行，把幾乎所有的人都捲入了超級風暴中。我們今天看到玉米們在街上發傳單、搶手機，我們也可以想見，她們如果加入了某議員的助選團，那麽她們的選戰一定是全球最瘋狂的。我們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國真正實現大選那天，你會發現中國一下子會出現無數可以傲視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現張靚穎唱歌這麽好聽的人，如果中國大選，那麽選出100個馬英九算什麽啊？13億啊！台灣才2300萬啊！”
革命就是這樣一種能把幾乎所有的人都捲入進去的超級風暴。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從“黨人革命”和“黨民革命”向“公民革命”的轉化。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革命是在台灣倒扁的“紅衫軍”、在美國支持奧巴馬的社會運動和在許多國家中集體更換“政治代表”的大選。在這些新的社會動員形式中,革命不再是“黨人”或“黨民”的事業，而成為一種真正由公民理念和公民價值自願形成的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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