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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戴書：從香港反修例到「白紙」澳洲留學生的政治創傷要如何平復？
作者： 戴書
2023年12月一個周末早上，在悉尼火車站台，個子高的大楊在人群中額外醒目。她揮著手，背著書包，臉上笑容燦爛，絲毫沒有坐了一夜火車的疲憊。她已經想好接下來的計劃：吃完早飯後，就去海邊玩，如果到時仍興緻未盡，那就坐火車往北走，走到哪玩到哪。
然而，就在幾周前，大楊才結束了一輪精神健康治療，剛踏出醫院大門，就得趕回學校參加期末考試。就在一年前，烏魯木齊中路在新冠”清零”期間發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引起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民眾高舉白紙抗議，運動也在海外華人當中引起迴響。在墨爾本，當時只有19歲的大楊和幾個小夥伴商量后，決定成立電報群，支援墨爾本華人的”白紙運動”。
如今，上百人的電報群已寂靜無聲，但運動留下的創傷，卻在澳洲海外學子中延續；他們試圖從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中尋求幫助，卻發現壁壘重重。
白紙抗議后她的爺爺感染新冠去世了
在墨爾本校園和街頭，常能看到大學學生團體組織搭建各式各樣的”街站”和舉行抗議活動，從要求政府就採取更多行動改善氣候變化，到要求大學管理層改革性暴力投訴機制和受害者支援系統，抗議、示威和集會是澳洲大學生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大學言論自由的象徵之一。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關注氣候變化議題，自2019年起，成千上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生參加一年一度的”氣候變化示威”，要求政府傾聽他們訴求。
兩年前，大楊來到墨爾本讀書，對澳洲大學的抗議文化也有了親身體會。”本身我在國內就是一個左翼，比較偏馬克思主義傾向，然後到了這邊后，看到人有這個機會到街上參加集會，去表達自己訴求，向政府施壓表示抗議，我就在想，既然現在有這個機會，那為什麼不（參加）呢？”
於是，大楊加入當地一個學生政治團體，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本地學生，也在這期間參与了氣候變化、聲援難民、伊朗和巴勒斯坦等議題的集會。白紙運動爆發后，大楊找到一個以前抗議活動中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商量在墨爾本舉行聲援集會。”我就（和她）說，既然我們有這個環境，有這個機會，也有（參与學生示威活動）這個背景，我們為什麼不（組織）呢？”大楊說。
儘管當時因”清零”政策，中國封閉國門，但據澳洲政府統計，當時還是有超過15萬中國留學生就讀澳洲大學。”當時（在澳洲的）留學生也多，雖然說這群人吧，都是留學生，本質上吧都是這種ruling class（統治階級），比較資本家，但是也是會有覺悟的人，既然大家有機會能聚集在一起，可以參加機會，為什麼不呢？”
於是，大楊和幾個夥伴就建了電報群，私底下見面，也開始了張貼海報、組織集會等事宜；群里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不僅有留學生，還有澳洲本地的”民運”等個人和組織。人多了，意見也多了，作為電報群的管理員，大楊曾連續好幾天只看著群里的動態。
雖然辛苦，但大楊也看到，白紙運動在墨爾本發芽和成長。”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覺得，不是人在組織活動，”大楊回憶。”一個比較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這個事情的形態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它只是需要有人推一把，你只是恰巧成了那個推一把的人。”
然而，成為”推一把的人”，有時代價也很沉重。
白紙運動后，北京宣布放棄”清零”政策，改為與病毒共存。人們雖從此告別了封城的恐懼，但隨即迎來了新一波新冠疫情感染潮，多名西方公共衛生專家表示，中國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並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公共醫療體系難以承受。據《紐約時報》報道，專家估計，中國12月放棄清零后的感染潮中，有大約100萬到150萬人因感染新冠死亡。
大楊也在這個時候，接到了爺爺感染新冠、發燒的消息。
“我老家那邊，一個幾億人的省級城市，竟然告訴我，退燒藥用完了。我爺爺當時發燒了，他當時已經九十多了，一個省級市醫院，竟然告訴我們家沒有葯，要我父親拿他在自己家買的澳洲的panadol（必理痛）去退燒，我當時就覺得，你們真的是在逗我嗎？”
大楊抹了抹眼淚。
“當時也沒有太大反應，就覺得政府的決定錯誤，政府做了極端決定，當時腦子也可能沒反應過來，但是覺得第一時間是先想辦法把葯運過去，不管那個葯能不能過海關，至少咱們嘗試了。”於是，大楊和悉尼的組織者商量，往中國總共寄了兩箱退燒藥，但葯全被卡在中國海關。
大楊也在社交媒體上關注人們對這波疫情的評論，看到有人提起家裡有多少人在這波疫情去世的，也看到有人認為，雖然這波疫情”會死人”，但是封城也必須要停止，不然會影響經濟發展。但一下子擊垮她的，還是一條關於某地火葬場超負荷運轉的評論。
“我往中國運葯的時候，我就在讀加繆的小說《瘟疫》。我當時就是邊看小說邊哭，最後我破防的是，小說里的醫生說了一句，’幸好這場瘟疫停止了，要不然這個市的火葬場都要超負荷運轉了’。就是那一句話讓我心理全線崩盤，因為我知道國內的火葬場已經超負荷了。”
現實與小說同樣荒誕，這讓大楊深受打擊。而在這之前，大楊也有看到那些埋怨白紙運動的抗議者、認為他們要為12月的疫情負責的評論。”在一個彈幕上，我看到有一句，’都是因為你們這一群人要什麼狗屁言論自由，我的爺爺奶奶死了，都是因為你們’，當時我覺得，這句話沒有道理，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她看來，這句話很極端，也沒有考慮到這場運動訴求的多樣性，但它至少說對了一個點：”你說白紙有沒有促使政府結束封城？有。（封城結束）是不是全因為白紙？不是。但是不是白紙是推力之一？是。白紙中有沒有人想到，政府會以這樣的形式結束封城，引起這麼多人死去？我想白紙中有人會想到，也有人不會想到。”
而大楊並沒有提前想到這樣的結果。”我知道這個運動有沒有我，這個運動都是會出現的，但我作為一個個體，去參与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個人的想法是，我不想看到有人死，我討厭人死，我希望人們首先有自由，可以活下去，其次是可以說話。”
讓大楊更難以接受的是，隨著封城結束，白紙運動也在百萬人感染新冠去世中停止。”我知道對於整個運動來說，目的已經達到了，所以我很理解，我也知道一些白紙運動的人在繼續下去，”她說。”但作為我來說，整個運動戛然而止——停在甚至我覺得是最糟糕的地方，很多人死了，我作為個人去參加運動，我想要人們有更多的覺醒，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我討厭有人死掉，我的目的可能有一半達到了，但有一部分是反方向的。”
後來，她接到家裡的消息：爺爺因為新冠去世了。
大楊開始覺得，這一場運動似乎很沒有意義。
她去和醫生談創傷，卻先要和醫生解釋什麼是”國安”
在白紙運動之前，大楊就確診了抑鬱症；運動之後，她的抑鬱癥狀加重了。此後，哪怕她所在的學生政治團體搞集會，她都覺得很疲乏，不願參加。
“我的抑鬱已經是很長線的鬥爭了，”大楊說。在就讀期間，她已經通過學校下屬的診所和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看診。在澳洲，除了精神科醫生開藥治療外，人們常被建議尋求心理醫生（psychologist）進行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此外，澳洲大學也配有心理諮詢（counselling）服務，這些服務由心理諮詢師（counsellor）提供，他們在醫療等級上比心理醫生要低一級，以諮詢為主。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還包括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簡稱”社工”），他們主要是在社區層面為為有需要的提供日常服務。
來源：歪腦
作者： 戴書
儘管大楊會去找精神科醫生開藥，但她對接受心理諮詢一事有些抗拒。”我有個同學，他去找學校的counsellor說，她的家人被中共威脅，但是，當你和學校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說，你作為一個中國的活動家，你被政府威脅，被政府監聽的時候，他們從專業角度為覺得你paraonoid（多疑），覺得你是有思覺失調（psychosis），我就覺得這不是很有幫助，而且我當時也不是很想說很多。”根據澳洲健康網站Healthdirect的解釋，思覺失調的癥狀之一為妄想。
在大楊看來，她的醫生人很好，但哪怕她因為白紙運動而情況惡化，她接觸過的醫生們對她的幫助都不大。”且不說我的醫生在白紙之前一直懷疑我有思覺失調，直到我跟他說我要搞（白紙）運動了，希望我的信息能夠保密，然後我看到他就笑了。後來，過了一兩周，他自己在新聞上看到了我們在搞集會，他終於開始認識到，我不是多疑，我是認真的。”
但哪怕醫生們了解在中國發生的時事，大楊也覺得，他們還是難以理解作為一個中國抗議者會面臨的壓力和困境：”他們不處在那個環境中，無論他們多努力地去理解，他們都沒有辦法完全去理解。”
大楊覺得澳洲的心理健康醫療體系對留學生”很不友好”。她自認自己英語好，溝通無障礙，”但很多留學生過來，說是託福110，其實根本什麼都不會，口語上能和醫生交流，根本不可能，又很少會講中文的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就更少了。”除了語言障礙，她認為，許多留學生是成長在不談論心理問題的環境中，”很多亞洲學生過來，他們受成長環境影響，覺得心理問題是一個不能說的問題，是應該被壓制的，學校也沒有給予這方面的教育，也沒有說’it’s okay to talk about this’，學校不會說，他們也不知道（有這個障礙）呀。”
與大楊有類似想法的還有在悉尼讀書的CiCi。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當時仍在中國大陸的CiCi翻牆關注運動進展。漸漸地，CiCi發現自己的情緒和睡眠開始受到影響。”比如半夜醒來的話，想起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會非常難受，會失眠。”
“當時還在中國國內的時候，看一些新聞都是需要翻牆的，周圍的環境是沒有人可以討論這些事情的，大家都是被中國政府的敘事包圍和洗腦，沒辦法和周圍的人去談論這些感受的，當時在中國的時候應該是政治抑鬱最嚴重的時候。”
兩年前，CiCi來到悉尼讀書，焦慮也開始好轉。但CiCi明白，這是因為自己已經”肉身翻牆”，再加上不用擔心留學費用，所以才在情緒上有所改變；而她每次想到仍在國內、因經濟等各種原因無法出國的朋友時，心情就會變得憂鬱。
CiCi身邊也有同學使用學校提供的免費心理諮詢服務，但她目前仍沒有使用過該項服務。”我覺得我一個東亞背景的人，我覺得不太信任去找一些同樣沒有東亞背景的人去諮詢，我覺得文化壁壘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但由於沒有主動去了解過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CiCi坦言，她也不也不清楚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中到底是否有會講中文、或者是亞裔背景的諮詢師。
和大楊一樣，CiCi覺得，自己不能放心使用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的原因之一，是擔心心理諮詢師無法理解她的成長環境與經歷：”一些造成我現在抑鬱也好，其他也好的心理或者精神問題誘因，我覺得是從小就埋下的種子。”
在澳洲的醫療體系下，接觸像精神科醫生或心理醫生這樣的專科醫生之前，需要和家庭醫生接觸，通過家庭醫生轉介。CiCi有定期找家庭醫生開抗抑鬱和抗焦慮藥物，也有試圖找家庭醫生轉介精神科醫生，但”要麼價格特別特別的高，比如800澳幣一次諮詢，或者是根本約不到；能約到，價格差不多的，他可能要等好幾個月，這對於我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來說，其實是很不友好的，”CiCi說。
根據澳洲簽證規定，所有留學生必須購買海外學校醫療保險，而大部分的醫療保險覆蓋心理諮詢服務，即留學生可以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一定數量的心理諮詢服務的部分費用。儘管如此，澳洲的心理諮詢費用相當高昂，一節46分鐘到60分鐘的心理諮詢治療可達300澳元，而各個醫療保險覆蓋金額不一，意味著即使有保險，留學生也可能要付上一大筆錢。此外，隨著澳洲生活成本持續上漲，而留學生允許打工的時間從疫情時期的無限制縮小到每兩周48小時，讓許多留學生經濟上更加拮据。澳廣新聞就曾在去年八月報道，有留學生在生活成本上漲的壓力，心理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卻因心理治療費高昂而無法尋求幫助。
如何理解來自中國的”政治抑鬱”？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越來越多澳洲人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社會也增加對年輕人心理健康的關注。2022年10月，一份全國調查顯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年輕澳洲人在過去12個月患有情緒病。澳洲本地心理健康支援機構如生命熱線（Lifeline)、抑鬱症協會（BeyondBlu）均提供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即時支援；此外，這些心理健康支援機構都有為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專設的服務。
為了更好地支援澳洲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大學和社區在近年來都採取了不少措施。2021年，澳洲大學行業機構Universities Australia就和澳洲知名心理健康機構headspace合作，對大學高層進行培訓，”對話心理健康框架（Real Talk mental health framework）”，讓大學職工參加一系列培訓，了解如何注意到學生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從而及時與學生進行對話，為其提供適當的幫助。此外，絕大部分澳洲大學均有為學生提供免費的心理諮詢服務。
既然不缺留學生可以利用的資源，為何仍會出現在遭受政治創傷后，留學生不知何處尋求幫助的現象？
來自香港的Charles Chu是澳洲一所大學旗下的精神創傷中心的社工。他認為，受政治創傷困擾的留學生求助無門，這當中有多個原因，當最主要的，還是澳洲社會對於精神創傷的這個概念仍未熟悉，因而無論是尋求幫助的留學生，還是提供幫助的服務機構，雙方都無法”對症下藥”。
他指，目前社會大眾對創傷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難民、天災等這些直接對情緒有影響的一次創傷上；但隨著社交媒體發展，人們可以實時關注戰爭、示威等事件發生，這些也會對人們產生”二次創傷（secondary trauma）”；中文媒體流傳的”政治抑鬱”概念，其實也屬於二次創傷的一種。”其實二次創傷的概念是，你看到別人受到直接的創傷，你也慢慢開始產生創傷後遺症的癥狀，”Charles說。
曾經作為留學生的他，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時，也有過二次創傷：”當時我不知道是二次創傷，但會出現睡不著，朋友打電話來提到香港的事態，你會很擔心，做夢也會夢到某幾個特別場景。”他也記得，當時和心理醫生講述香港的運動時，對方”就像在聽故事一樣”，哪怕心理醫生本身是亞裔：”你會講廣東話，聽廣東話，和在澳洲長大的華裔始終是不一樣的，你接觸到的一手資料，對方接觸到的是二手資料。”現在會想起那段經歷，Charles覺得醫生既難以理解香港的問題，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會對香港的運動如此關注。
如今，作為社工的Charles通過分享自己的經歷，來幫助更多的人認識創傷。從社工的角度來看，Charles也直言，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對留學生不友善。”其實無論是創傷後遺症，還是更為普遍的焦慮、抑鬱症，在澳洲，你想去找心理醫生聊一聊，都是要先去找家庭醫生那一張轉介證明和一個心理健康計劃，然後你自己再去找一個心理醫生、社工或者是心理健康護士，但問題是，你去見這些專科人士其實就和相親一樣，要看到底自己到底和對方是否適合。”而留學生要去試，就要花錢見不同的醫生，在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無法使用澳洲的國民醫療保險的情況下，留學生可能要花上高額醫療費用，才找到適合自己的、能夠理解明白自己經歷的創傷的心理醫生，從而再對症下藥。
Charles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留學生往往只能尋求其他非專科的服務，比如大學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但這些針對大眾的、較為輕度的心理健康支援服務不一定能提供針對精神創傷的支援。”所以其實在沒有身份的情況下，給留學生的選擇其實很少。”
不過，Charles表示，在當下澳洲公立醫療系統中，其實留學生還是可以使用不少在大學體制以外、以社區為中心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的，比如不少公立醫院本身就有精神健康門診服務，這些服務關注有長期精神病史的病人，若病人情緒受到觸發，他們可以打電話向這些服務求助，服務中心會派社工或心理諮詢師與病人對話，從而減少病人病情惡化到要住院。”但他們很多都沒有投入資源去連接留學生，也不會怎麼出多語種資源。”
大楊也認為，留學生在澳洲尋求心理支援，要靠自己找資源，有的時候還不一定能找到；大學則會建議留學生花錢看私立的心理醫生，但要花錢，就得和父母說。”很多人要麼不是說，要麼說了，父母大概有三種反應：回來治，在澳洲治，或者是不在乎。”
“你說要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學校也解決不了，畢竟（創傷）是社會問題，學校自己也解決不了。”但大楊也覺得，隨著澳洲留學產業擴大，地緣政治加劇，學校開始意識到國際政治動蕩對學生的影響，”比如巴以衝突的時候，學校也有給我們發郵件，讓我們注意心理健康，可以去找諮詢服務。”但大楊也和Charles觀點一致：”找諮詢服務，如果癥狀不嚴重的，是有幫助的，但嚴重的，就比較難了，說到底這是個社會問題，不能只依賴學校解決。”在留學產業為澳洲帶來超過兩百億澳元收入的今天，留學生議題走出校園，走入公眾視線，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來源：歪腦
